不与亲人联系，乃是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

说到禹的故事时，我经常想到刘秀的故事，两者确有一些共同点。刘秀的哥哥刘也是死于政治斗争，被皇帝给杀了。当时，刘秀正是取得昆阳大捷的伟大胜利之时，可是他回到朝廷后，不为哥哥辩护，不述自己的功劳，关起门来，不见任何人，以求自保。刘秀的隐忍与禹是相类似的，禹也是如此，为了不让别人抓住把柄，他宁可不与亲人见面，做的事全是公事，没有一点私事，只有这样，才能让帝舜放心。

我这个说法，与正统史学的说法又完全不同，并非为了标新立异，我们应当从细节处去读史，读出文字的言外之意。

请看《尚书》中的《益稷》一篇的一段对话，是舜与禹的对话，原文不太好懂，我用白话文转述。

帝舜说：“禹啊，你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丹朱这个人，游手好闲，放纵淫逸，既骄傲又耽于嬉乐，整天只知道跟人家争吵，无事生非。他还在家里与人淫乱，所以我惩罚他是应该的，也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在这里，帝舜既是为自己流放丹朱做辩护，同时也可视为威胁禹的话，说明自己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禹是怎么回答的呢？

禹说：“我娶了涂山氏的女儿为妻，结婚只四天就离家治水去了。儿子启生下来后，呱呱大哭时，我都没有照顾过他，全身心地想着治水的事情。”

谨慎是对的。

我们从帝舜的话里，着实看不出丹朱到底犯了什么罪，只是公子哥生活比较悠闲自在罢了。治水治不好是罪，游手好闲也是罪，大禹非但要治好水，而且不能有丝毫享受嬉乐，否则他的下场就与鲧、丹朱一样。若是禹没事往家里跑，岂非被扣上“耽于嬉乐”的帽子吗？所以他“过家门而不敢入”，明哲保身。不仅如此，《史记》说他“薄衣食”、“卑宫室”，吃的穿的都很简单，住的也很简陋。我们当然可以说禹是“大公无私”，但这“大公无私”的背后，是为了保全自己，任你派多少人来监视，也抓不到我任何把柄。

美国当代思想家尼尔·沃尔什曾有一段关于历史的精辟说法：“你们教的根本不是历史，而是政治。历史本应对真正发生的事，做充分而精确的记载。政治却从来不关乎真正发生的事。政治总是关于所发生的事的某某人的观点。历史揭示事实，政治则将之正当化。历史揭发、说明一切；政治则掩盖，只说一面之词。”这段话说得非常好，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的历史。古文献的记录，并非真正的历史，而是变形后的政治。从理论上说，我们完全不可能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不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判断，离真相稍稍近些。

前面我曾引述韩非子的话：“舜逼尧，禹逼舜。”关于“舜逼尧”的说法，有《竹书纪年》可以佐证，但关于“禹逼舜”的说法，《竹书纪年》上也找不到证据。那么舜真的是把帝位禅让给了禹吗？

如果“舜逼尧”的说法为真，那么“禹逼舜”的说法应该也是真的。我们试想一下，舜为了得到帝位，囚禁尧、流放丹朱、镇压了所谓的“四凶”之乱，这个政权的得来，是充满阴谋与诡计的，难以想象舜会把辛辛苦苦得来的权力拱手让出，而且还是让给被自己杀死的政敌的儿子。

倘若如此，为何古文献中除了韩非子的这句话之外，就没有其他资料的佐证呢？我想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禹取代舜是比较顺利的，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禹的政变，很可能是与舜达成了某种协议，即保留舜的声名，让他以“禅让”的方式体面地下台。或者我们可以说，禹导演了一幕“光荣革命”。

为什么禹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反败为胜呢？

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舜后期生活比较腐化。

正所谓“权力导致腐败”，舜早年生活艰辛，登上帝位后，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很难保有早年勤俭的生活方式。在魏晋时，有一个名为皇甫谧的人写了一本《高士传》，收罗古代贤人的事迹，其中讲到虞舜时代的一个名为善卷的贤士，善卷曾对舜这样说过：“昔唐氏（指尧）之有天下也，不教而民从，不赏而民劝，民不知怨，亦不知喜。今子（指舜）盛为衣裳之服，以炫民目，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天下之乱，由此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