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年代至世纪年代教会大学有长足的发展其中综合大学除上述学

在世纪年代至世纪年代，教会大学有长足的发展。其中，综合大学除上述学校之外，尚有年创设于武昌的文华大学、年创设于上海的沪江大学、年创设于上海的震旦大学、年创设于杭州的之江大学、年创设于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年创设于福州的协和大学、年创设于济南的齐鲁大学以及年创设于北京的燕京大学，在综合大学之外，尚有若干医科学院，如年创设于广州的夏葛医科大学、年设于长沙的湘雅医学院、年创设于北京的协和医学校（年定名为协和医学院）以及创设于年的上海哈佛医学校。文理学院及法律、商业等专科教育则多附设于综合大学之系科，或由综合大学改立出来。如：之江文理学院由之江大学改设而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由金陵女子大学改设而来，协和文理学院由协和大学改设而来，著名的东吴法律学院则由东吴大学原设于上海的法科改扩而成，沪江大学则分设出商学院。

这些大学经费充足，教学设备齐整，并有相当雄厚的师资和图书，因而教学水平较高，同时逐步形成了各自办学的专长和特色。譬如：金陵大学的农林科，华西协和大学的医科、牙科，沪江大学的教育系、地理系与地质系，燕京大学的家政科、教育科、农科，东吴大学的法科等等，均在国内达到一流的水平。

教会学校的办学方式，还注意采用中国原有的学校模式或名称，以期迎合中国士儒的心理。譬如：书院及义学作为中国故有的学校称谓，便被教会学校所沿用。据年第三期的《教会新报》统计：年天主教在华创办的书院已达所。基督教年时已在华创办的大书院、书院也达所。而《教会新报》年第一期统计的年耶稣教义学，在华总数也达所。这类义学，实际与传统教育中的蒙学、幼学性质相似；这类书院则相当于普通中学教育。

教会学校在行政上，多归属于各宗教差会管理经营。此外在美国还有由各差会的干事与代表组成的托事部，托事部为差会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选聘校长、教授，批准经济预算，并授权在华董事会经营学务。董事会主要由各差会在华传教士组成，间有一二华人，也无实权。差会是西方教会特派宣传与进行某种使命的一种临时团体，一旦使命完成，便无继续存在的理由。因此，教会学校在行政归属方面，尚没有形成稳定的体制，其惟一的出路就是逐步脱离教会的管束，转化为中国教育系统的一部分。这一点导致教会学校在管理和课程设置方面加强了中国化的因素，并且注重迎合中国现实的需求。

教会学校的学制和组织形式，大多抄袭本国学校的模式。英国人办的学校，多类似于英国的公学；美国人办的学校则多类似于美国的预备学校。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教会学校是西方教育的一种移植形式。办一般的中小学，无需任何许可证。但创办教会大学，则需要本国政府注册，取得给以学位的许可证。教会大学生由此可以获得与外国大学生同等的学历资格，就此而论，在华的教会大学也属西方大学模式的移植形式，仅在课程的设置和确定办学宗旨、手段方面，需要因地制宜，以适应中国的国情。

教会学校的经费，主要由教会捐集拨款，也得到少数金融集团的资助。除此之外，学校自己也经常捐集资金，在某些贵族化的教会学校中，学生所付学费高昂，成为学校财政的重要收入之一。例如：著名的上海中西女塾，每月须交修洋、膳洋及琴修洋共达元，徐汇公学所收教外学生每年学费达元，上海德文医学校每年的学费则高达元，这样高昂的费用对于一般中下层家庭来讲，是无力承受的。即使学费交纳较低的学校，一般家庭也不易承担。所以许多教会学校逐步尝试半工半读的方法，解决学费问题。到年，一般男校工读学生已占学生总数的％，女校则为％。实行工读制，以缓解学生的经济困难，也使一般中等家庭出身的学生有可能入校学习，并有助于改造学生中普遍存在的轻视劳动的积习，但实行起来困难很多，据中华三育神学实行工读制后的介结：学生种菜每小时付大洋七八分或一角，但菜熟了所卖的莱价还不抵工资之半数；在工厂农场做工，仅机器设备的资金就需数万大洋，方能供给一百个学生工读的机会，这在一般的中小学校是无力实施的。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由于教会学校归属各个差会经营，因此教会学校的经营方针或宗旨，必须要与所属差会的政策互为表里。又由于各个差会大多各自行事，零散办学，这就导致教会学校一度存在体制混乱、管理不便等诸多弊病。为了统一协调教会学校的办学方针，并集中财力办好重点大学或中学，除了各个差会协作办学（如齐鲁大学由个差会合办）外，也需要在广泛的教育领域中协调学务、解决各种教会学校共同面临的难题。在这一前提下，世纪年代以后陆续出现了全国性的宗教教育团体。这些团体在调整办学方针、编写教科书及推进教会教育事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酝酿于年，创力于年的中华基督教育会，便以增进教会在华的教育利益、推广学务为宗旨，并声称要“灌输吾人之学说于中国教育界”。建会后谋求在下列三个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一、编辑教科书以应教会学校的需求；二、谋教授的互助；三、探求及解决中国教育的一般问题。年正式成立的中国青年会（原名中国基督教幼徒会，或称公教青年会），则旨在联络教会学校学生、推进半工半读制度，并进而向教外的学校生徒灌输宗教教义。由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则力图在编译出牍图书、教科书，影响并进而控制中国官僚绅士及生徒方面发挥作用。在图书编印方面，广学会是赞助编译西洋哲学、宗教、社会、历史等类著作的主要机构，这个机构年的出版收入仅为美元，到年激增至美元，年内增加了倍之多。广学会出版的刊物《万国公报》及麦肯齐·林乐知的著作，深受维新派的欢迎，并成为年维新派主政的湖南乡试举子的必读书。据统计：仅上海一地基督教中学所用的种主要宗教课本中，就有种系广学会编辑出版。可见广学会在教会学校全国性的教材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李提摩太公然声称：广学会刊行书刊是为系统指导中国未来官员的思想。为此，他罗列了一个包括文武官七品以上、教师自府学教授及大学教习以上，以及各省候补官、科举出身的文人和书香门第出身的妇孺在内的总数为人的施加影响的对象，建议“把这些人看作是我们的学生，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教育”。他认为：只要这些上层社会的中国人“深悉各国养民善法，然后愚民办可渐开门径”。作为一个宗教文化团体，广学会的作用已不限于教会学校内部，而是将教育手段施展到广泛的社会领域，这一点也正好说明：一些宗教文化教育团体的成立，不仅在于解决各个教会学校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或协调各个差会及教会学校之间的一般关系，也在于将宗教教育的影响范围由教会学校扩大到社会各个政治文化阶层，有系统、有步骤地开展教会学校之外的社会教育。这一点实际可视为教会教育的一种新的类型。

总之，教会学校在华创办的成就是显著的，教会学校的办学经验、管理模式及章程，为中国近代教育所取鉴；教会学校的课程教材，在外语、自然科学及妇女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也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教会学校也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人才。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传教士期望通过教育，来控制中国的主权，支配中国的教育，并使中国彻底基督化、殖民化，但实际的后果却完全背离了这个初衷。在这一点上，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爱国主义传统，最终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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